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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媒体盘点中央的治理之道,中国青年报

浏览次数:196 时间:2020-01-12

打击电信诈骗,看中央的治理之道

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又添新例。8月30日,北京警方通报,清华大学一教师被冒充公检法人员的电信诈骗骗走1760万元。准大学生徐玉玉之死,以及多起后果严重的电信诈骗案被媒体曝光,再加上生活中很多人都遭遇过电信诈骗,舆论对此声讨不绝。

法制网记者 张晨

电信诈骗是寄附在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它来势凶猛,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从孟书记的上海讲话中可以看出,消灭电信诈骗我们有方法、有手段、更有决心

电信诈骗具有覆盖面广、隐蔽性强、涉案金额大等特点,让人防不胜防。从近被曝光的案例看,不管是涉世未深的准大学生,还是身为知识精英的名校教师,都因电信诈骗遭受损失。事实证明,电信诈骗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小儿科”,骗子的手段很狡猾,诈骗形式多样,每个人都有可能上当受骗。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网络犯罪大数据报告及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10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中,包含陈文辉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骗取在校学生钱款,并造成被害人徐玉玉死亡案件;童敬侠、韩立军向全国各地人员收取会费并许诺发放巨额“民族资产解冻善款”案等。

□ 叶 泉

有别于传统诈骗方式,电信诈骗牵涉到社会的多个领域,也就意味着需要相关部门多管齐下进行治理。近年来,电信诈骗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部门在打击电信诈骗时,尚未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诈骗者正是利用了监管体制的漏洞,巧妙地躲开了一道道保护安全的警戒线,把诈骗的触角伸向普通人。

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长罗国良在发布会上说:“2016年至2018年人民法院审理的网络犯罪案件中30%以上涉及诈骗罪,占比最高,是公认的社会毒瘤,是侵犯公民财产安全的社会公害。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此类犯罪及相关的上下游犯罪,坚决净化网络空间,决不让电信网络诈骗成为犯罪分子牟利的温床。”

这两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正在上海考察,而考察的内容正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反电信网络诈骗。

阻止电信诈骗案的发生,既需要公安机关打击违法犯罪分子,做好侦查破案工作;也需要电信管理部门提供涉案信息,对违法犯罪分子主动拦截。此外,近期发生的不少电信诈骗案背后都有一个徘徊不去的“幽灵”,那就是被害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所以,治理电信诈骗问题迫切的一个任务,恐怕还是维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加大打击力度两案主犯顶格判刑

从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致死案开始,连续多日舆论的焦点始终都是电信诈骗。各种各样的电信诈骗案被媒体广泛报道,“骗子之乡”也被记者们扒出来,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基层社会治理之问。在人们对电信诈骗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之际,孟书记在上海的考察显然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以问题为导向,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直以来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法机关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孟书记的这一举动明确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政法机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呼声,打击电信诈骗政法机关有作为、有行动。

法律也应发挥坚强的后盾作用,在打击电信诈骗中更有作为。近日,有公众质疑手机上显示被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在正常拨打,专家回应称,在没有接到相关部门对号码关停通告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显然,面对类似问题,需要法律对运营商以明确授权,结合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骚扰电话”、涉嫌诈骗的电话予以拦截。

罗国良指出,诈骗犯罪的直接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但是在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之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引发次生危害后果的案件日益增多。有的企业被骗走巨额资金,导致停工破产;有的群众被骗走“养老钱”“救命钱”,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尤其是近几年连续发生的几起在校学生被骗而导致猝死或自杀的案件,社会影响尤其恶劣。

那么,孟书记就打击电信诈骗究竟提出了哪些方法和手段呢?总结一下,主要有三点。

面对数量庞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和更为海量的诈骗信息,光靠政府部门能够调动的资源来治理,并不足以从整个生态链上铲除违法犯罪滋生的土壤。电信诈骗案像蝗虫一样,必须采用群策群力的方法。

2016年12月,“两高一部”共同制定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对诈骗造成被害人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冒充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诈骗的,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的,诈骗在校学生财物的,要酌情从重处罚。

第一,联手治理。我们说,近年来电信诈骗高发频发,破案率却低得不好意思说。这不是警察无能,也不是骗子太狡猾,而是我们社会治理的漏洞太多,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太差。电信诈骗涉及的部门主要有电信、银行、公安等,而公安部门其实是最后一道防线,等案子到了公安机关这里时,受害人的损失已经造成,要想挽回已经非常困难了。

比如,很多手机具有对“骚扰电话”的标注功能,但是,现阶段这个功能只对用户具有参考意义,并没有接入到电信运营商、政府监管机构的系统中。另外,很多人在遭遇电信诈骗后,如果损失不大或者没有损失,就会因现有举报方式过于繁琐而不举报。如果沿袭传统的治理思路,对电信诈骗案“发现一起打击一起”,甚至因为案件实在太多,只能打击涉案金额大或者受害人损失大的案件,而变成事实上的“选择性打击”,就不能从根本上堵住电信诈骗。

此次发布的被告人陈文辉等诈骗案和被告人陈明慧等诈骗案,犯罪分子实施诈骗造成了被害人徐玉玉、蔡淑妍死亡或者自杀的严重后果。人民法院对两案的主犯陈文辉、陈明慧均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充分体现了对此类犯罪依法从严惩处的精神。

所以,打击电信诈骗不能只靠警方孤军奋战,作为电信诈骗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电信和银行,也要成为公安机关的好队友。不仅要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更要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为公安机关打击电信诈骗提供有效的支持与配合。

每一起电信诈骗得逞的背后可能有成百上千次的“未遂”,消灭这些“未遂”才能彻底阻止电信诈骗。这也意味着,打击电信诈骗需要依赖全社会的力量,除了政府部门,电信运营商、社会组织以及每个电信用户都需要参与进来,从而编织起严密的防范网络,让电信诈骗不再有可乘之机。

近两成网络诈骗案件属于精准诈骗

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说,要加强公安机关各警种之间以及公安机关与银行、通讯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全国反电信诈骗工作平台。其意就在于此,跨界联动、快速反应、以快打快,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制胜之举。

“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都是团伙作案,个人作案的比较少,近年来打掉的犯罪团伙几十人、上百人的屡有出现。司法大数据也反映出三人及三人以上的网络诈骗案件占比呈上升趋势。”罗国良介绍说,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化运作的方式更加明显,各环节分工明确,流程化完成诈骗行为,使得各类诈骗迷惑性更强,令人防不胜防。有的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层级分明,呈公司化运作,犯罪分子更易于得手。

第二,技术治理。电信诈骗是技术的产物,而技术的问题最终还需要技术来解决。我们知道,电信诈骗案不是破不了,而是案件太多,破案的成本太高,一个案子的破获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公安机关不得不首选那些影响恶劣、涉案数额巨大的案件来破,而对那些普通案件,只能采用宣传教育,提高人们防范能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误解和不满。

此次发布的被告人陈杰等诈骗案,该团伙成立合法公司,在公司名义掩护下组织上百人实施电信诈骗,利用人民群众注重身体健康的心理,假扮“名医”诱骗广大中老年人购买不具有药品疗效的保健品或食品,获取巨额收益。该团伙成员各个环节分工明确,团伙内实行层级管理,甚至还有详细的业绩考核制度,案件规模大,社会危害大。团伙犯罪历来是刑法打击重点,组织、指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也是对此类犯罪分子依法从重处罚的情节之一。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有案必破,所有的损失都能追回,那就需要从技术上找出路,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甚至是量子技术来降低追踪资金流向以及破案的成本。事实上,某一类案件的高发,往往与当时特定的科技水平相关,只有突破相关技术瓶颈才能从根本上消灭此类犯罪。

罗国良分析说:“由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工的精细化,催生了大量为不法分子实施诈骗提供帮助和支持,并从中获利的黑灰色产业链,这些黑灰色产业链加速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蔓延泛滥,成为此类犯罪居高不下的成因之一。”

为此,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才特别强调了技术的运用。他说,要围绕信息流、资金流、人员流,强化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应用,提升源头阻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智能化水平。可见,技术治理才是对电信诈骗的源头治理。

司法大数据反映出,19.16%的网络诈骗案件具有精准诈骗的特征,即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诈骗,极大地提高了诈骗得逞的可能性。

第三,信息安全。电信诈骗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中招,主要原因是很多骗子采取了为受害人量身定做的精确诈骗手段。以徐玉玉案为例,骗子能准确地说出受害人的姓名、住址、学校、家庭情况等详细信息,让受害人不能不信。而清华大学被骗1700多万元的教师也是中了这个套路。骗子能掌握这些信息有两种可能的渠道:一个是通过“内鬼”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通过“黑客”攻击相关政府或企业网站,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此次发布的被告人杜天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该案是被告人陈文辉等诈骗案的上游关联案件,正是由于杜天禹非法入侵山东省201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信息平台网站,非法获取当年考生个人信息,其中就包含被害人徐玉玉申请贫困生助学金的情况,这些个人信息向陈文辉出售后,陈文辉冒充财政局工作人员以发放助学金为名拨打电话,才导致徐玉玉接到诈骗电话后深信不疑,酿成悲剧。”罗国良说。

无论通过上述哪种方式获取个人信息,都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必须运用刑法予以严惩。孟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要严厉打击泄露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的“黑色产业链”。

记者注意到,杜天禹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

电信诈骗是寄附在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它来势凶猛,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从孟书记的上海讲话中可以看出,消灭电信诈骗我们有方法、有手段、更有决心。

罗国良表示,人民法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为诈骗犯罪分子取款等相关犯罪依法惩处,目的就在于要斩断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链条,铲除其周边犯罪产业链,做到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行全链条、全方位打击。

微信成网络诈骗犯罪中最常用的工具

据公安部门统计,各种诈骗类型大概可分为48类共计300余种。而且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花样翻新快,新手法层出不穷,且更加隐蔽、更具有迷惑性。

罗国良指出,此次发布的被告人黄国良等诈骗案和被告人童敬侠等诈骗案,就是当前比较突出的“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犯罪案件,此类诈骗犯罪由来已久,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发案率已经逐渐下降,但当前又借助互联网手段,依附社会热点卷土重来,诈骗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制作虚假证件大肆实施诈骗,甚至煽动群众以领取分红为由进京非法聚集,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应当依法严厉打击。

“还有本次发布的被告人朱涛等诈骗案,不法分子通过引诱受害人在虚假平台上开户炒所谓的期货,暗中操纵平台涨跌,并且引导受害人反向操作,直至把受害人的钱都亏光。”罗国良透露,这种诈骗犯罪是数年前以“推荐优质股票”为名收取会员费、培训费进行诈骗的变种,这种诈骗手法中的“网上平台”或APP实际上是一个网络投资诈骗平台,以“投资理财”为幌子实施诈骗。目前这种类型的诈骗案件发案较多,而且多是团伙型作案,不法分子多层级、分步骤、周期性实施诈骗,涉案人数多、涉案金额大。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种团伙型的网络诈骗案件时,依法从严惩处犯罪分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

司法大数据反映,利用微信实施诈骗的案件在全部网络诈骗案件中的占比逐年快速提高,微信、QQ等即时聊天工具已成为不法分子使用较为频繁的工具。

记者了解到,此类案件多发于深夜的酒店、宾馆,不法分子伪装成女性暗示可进行性交易等“特殊服务”,再以收取嫖资、开房费、租车费等为由实施诈骗。

罗国良认为,此类案件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甚至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灰色产业,比如与微信相关的,但微信本身不具备甚至明确禁止的功能软件的开发,而这些功能大都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因此,依法打击此类诈骗犯罪,体现了人民法院不断净化网络空间,维护清朗网络环境的态度。

“下一步的工作中,人民法院将继续发挥好审判职能,依法审理好每一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依法从严惩处犯罪分子,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维护电信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空间,决不让网络成为法外之地。” 罗国良说。

法制网北京11月1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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