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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宪法文本中,正确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治

浏览次数:78 时间:2019-10-06

进入专题: 宪法文本   法治国家   人权保障   法治社会   宪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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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民主   法治   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宪政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到十九大把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的法治思想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

韩大元 (进入专栏)  

《中国法治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李步云著,全书464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李林 (进入专栏)  

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依宪治国;法治思想;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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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治之路》讲述宪政是当代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制度。它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大文明成果,是各国人民通向幸福的必由之路。那么,究竟什么是宪政?它包含哪些基本要素?这些要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中国如实行宪政,在政治制度上需要作哪些改革?需要解决哪些理论认识问题?所有这些,都是现在人们所普遍关心的。《中国法治之路》就这些问题探讨充分,并就中国宪政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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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从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诞生,到十九大把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标志着中国的法治思想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在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艰辛探索,尤其是经历了“文革”期间一些人对法治的践踏,我们倍加重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倍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决心。但是,有一种披着“法治”外衣的“宪政民主”思潮,鱼目混珠,企图扰乱人们的思想,干扰我们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有必要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法治思想加以区别和厘清。

  

作者简介

  

一、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进程与法治思想的要义

   摘要:  清末民国时期,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在我国宪法文本中,“法治国家”是政治共同体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生活的原则、规则与未来指向性的价值体系,其实质要素包括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形式要素包括法律至上、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从宪法文本的规范体系来看,“法治国家”包含法治社会,从价值内涵来说,“法治国家”同时也是“宪政国家”。

李步云 1933年生,汉族,湖南娄底人。1965年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1967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工作,曾任该所研究员、法理学研究室主任、《法学研究》主编,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现任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在法治与人权问题上提出了系统的理论,许多观点和建议已被学界认可和政府采纳,为法治与人权入宪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现已出版著作30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有17项科研成果获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2012年4月,获中国法学会授予的"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13年3月,被中国科学院遴选为"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称号。

  摘要: 宪政与民主、自由、平等、宪法、人权、共和等词语一样,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仅把实现人民民主、公平正义、依法治国、平等自由、人权法治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高度重视制宪、修宪和行宪,主张依宪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是从理论上、制度上、机制上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形式,是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是尊重保障人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是合理配置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维护国家权力秩序的有效手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高举社会主义宪政旗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宪政建设。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在全国范围执政,需要确立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确立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经过几年的积极筹备,诞生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五四宪法,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关键词:  宪法文本 法治国家 人权保障 法治社会 宪政国家

本书目录

  关键词: 民主 法治 依法治国 社会主义宪政 三者有机统一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作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深刻阐述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1999年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正式写入宪法,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宪法保障。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原则。党的十七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举措。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对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战略部署,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更好地实现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所走过的道路,需要掌握法治思想的以下要义:

   一、“法治国家”的中国话语

第一篇 高举宪政旗帜

  一、社会主义宪政的基本涵义

第一,不能偏离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奋斗目标。

   “法治国家”作为与宪法秩序有着密切联系的法律概念,经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以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实现为基本内容的法治国家理念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到了18世纪,法治国家作为与自由主义宪法国家相同的概念,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如强调国家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为了保护基本权利,需要通过宪法建立独立的法院体系等。自19世纪以后,法治国家进入市民的法治国家阶段,即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建立法治国家,如成文宪法的制定、权力的分立、基本权的保障、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行政的合法性、宪法裁判制度等。

宪政与中国

  

第二, 把握好依宪治国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要维护宪法的权威,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是依宪治国的实质,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经验。偏废或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符合依宪治国的本质要求,都会偏离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轨道。

   但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出现与冲突的加剧,法治国家从形式主义法治国家向实质主义法治国家转变,出现了实质的法治国家形态。实质法治国家重视国家的形式与实质,同时保障合法性与正当性,力求协调法和法律之间的价值。其理论基础是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建立社会共同体和平生活的环境,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宪政理念的变化,法治国家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调了法治国家的实质价值,重视法律内容和目的,建立了以正义、平等与自由价值为基础的法治概念。

宪政概念的科学内涵和重大意义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宪政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在现代西方法学或政治学的解释中,“宪政”(Constitutionalism)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状态,它通常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作为理论基础,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法等作为基本要素,以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作为基本特征,以保障个人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作为内在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宪政也称为自由主义宪政,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专政。

第三,正确认识和处理依法治国的战略定位。“四个全面”是一个整体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提供法治保障。

   在中国,有关法治国家概念的论述,最早是以“法治国”形式出现的。据文献记载,“法治国”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可追溯到1903年。1903年,一个以“亚粹”为笔名的学者在《论法治国》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法治国”。[1]在具体“法治国家”概念的理解上,亚粹详细解释了法治国的内涵,认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在于秩序,而法律是“国民行为之规则”,无法律则无秩序。他对法律的来源及功能进行了阐释,认为法律有“钦定”和“公定”之分。前者的法律体现为君主的意见,此种法律因其可根据君主意志自由改废,对于维护秩序的作用微乎其微。后者则体现为国民全体或其选出的代表的意见,法律非经公意不得随意改废,此种法律在立宪国家推行,“人人所公奉之法即其所公定之法,无贵无贱莫不受制于法律之下,有权利有义务亦皆以法律为界限而不能溢取或幸免,依法为治,故法即治,治即法,是之谓法治国”,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法律是大家共同制定的法律,人人都有权利也有义务,但都以法律为界限,不可逾越。法治国即依照法律治理国家。他认为,法治国的制度发端于1215年英王约翰发布的大宪章,其中的“非依照法律不能迫害人民,非由公意不能赋敛租税”是法治国制度的渊源。各国见英国因立宪而得自由平等,都纷纷仿效英国立宪,这也是法治国所以盛行的原因。根据他的法治国的理解,法律是国民的行为规则,国民共同守法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无规则,则社会秩序必然会混乱。权利与义务不可偏废。法律的效力在于国民之公认,但若不在法治国,国民则无公认的权利。

依法治国重在依宪治国

  西方学者比较注重从宪政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意义上来阐释宪政涵义。如认为,“在所有相互承接的历史阶段,宪政有着恒古不变的本质,它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它是专政的反对,它的反面是专断即恣意而非法律的统治。”[1]在此种前提下,“宪政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正如它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2] 宪政因此也就意味着“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这种司法审查可以经由任何感到其受到了法律或行政行为的侵犯的当事者的请求而开始。”[3]

第四,坚持正确的立法原则和法治方针。正确的立法原则是良法之治的保证。十九大报告确立的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三大立法原则,使我国立法原则更加完善,保障了中国走良法善治之路。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方针,以达到巩固法治根基、建设法治政府、守卫公平正义、树立社会新风之效果。

   根据清末民国时期引入国外法治国思想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法治国”这一概念是从日本引进而来的,或者至少深受日本公法学的影响。比如,在1906年,朱绍濂就翻译了木喜德郞(讲述)的《法治国主义》。1931年《时兆月报》就发表了《世界趣闻:法治国家之精神》一文。1932年,《时代公论(南京)》发表了《法治国家的真谛》一文。

修改一九七八年宪法的理论思考和建议

  在西方,传统宪政观的要义,一是制约政府权力,一是保护公民权利。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政府角色的转变,西方传统宪政观就显示出其固有的局限性。政府权力既可以被滥用于侵害公民权利,但也可以成为解决社会问题、保障人权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因此,宪政不仅要限制政府权力,更要合理合法地让政府权力发挥更大作用,从而创造最大化的社会效益。

第五,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与时俱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过艰辛探索。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大国,既要吸收世界各国法治建设中的有益养分,也要抵制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正确方向,珍惜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供根本保障。

   《世界趣闻:法治国家之精神》一文对于“法治国家”并没有给予具体解释,而仅举美国哈定总统因涉嫌受贿,尽管有七十高龄,也未被宽恕[2],以此说明法治国家中任何权力都受限制。《法治国家的真谛》一文对“法治国家”做出了阐释,作者引用拉班特(拉邦德)理论对法治国家进行解释,认为:“法治国家之特征,要在‘国家对于人民,非依法据法规不得要求作为与不作为,亦不得有命令与禁止’中求出来。”这个定义分析起来,就是:“第一,最高权力所有者的国家,其行使权力非依据法律不可。第二,国家的法律不特要拘束个人的国民,同时也要拘束政府的统治者,统治者如有违法行为致使个人的权益受侵害时,被害者的人民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公平之裁判。”“要造成法治国家,不在制定法律,而在实行法律。要走上法治道路,不靠编订法典,而要靠奉公守法。” 这是对法治国家概念的比较全面的解释,包含着法治所具有的基本内涵,强调“实行法律”对法治国家建设的意义。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我们反对照搬照抄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理念、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但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包括西方宪政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二、划清“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民主的界限

   1934年,张我军译注了日本大山郁夫的原著《现代政治思想之主潮及其缺憾》,其中也有关于法治国思想的论述。[3]

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刻不容缓

  毛泽东曾经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4]张友渔先生在《宪政论丛》中说: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状态。[5]许崇德教授认为,民主政治构成宪法的实质涵义,再加上形式要件,宪政即是实施宪法的民主政治。[6]张庆福教授认为,“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以宪法治理国家。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体制确定下来,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体制,发展这种民主体制。”[7]在他们看来,宪政即民主政治、立宪政治、宪法政治,用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形式,将已争取的民主事实确定下来,加以巩固和发展。

什么是“宪政民主”呢?在英美学术语境中,宪政民主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不能作简单的、泛化的解释。宪政不是一般地强调宪法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也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依宪执政。《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宪政有两个含义:一是君主立宪;二是宪制政府。美国学者路易斯·亨肯认为宪政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素:依宪法而治的政府;通过代议机构统治国家,有一个议会制或总统制的政府,有选举中获多数党决定的一院或两院制的立法机关;独立的司法;民控的军队。笔者认为,西方宪政民主与我们“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法治思想,尽管在概念用语上似乎相似,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法治思想。它们之间不像有人理解的只是“猫”“咪”表述上的语言差别,而是在本质上有很大区别。如果不对二者加以区分,必然误导社会舆论,干扰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在1941年,乐天编辑的《自修》杂志对“法治国家”概念是这样解释的:“法治国家(legal state)有两种意义,第一,是指重商主义时代,对于经济界的无限活动,要求由国家的权力,干涉限制,同时,并要求国家的职分,限于法规的制定与法律秩序的维持,然十九世纪以来,由于自由放任主义的发展,此种法治国家的要求,已失势;第二是指作为最高国家权力的所有者的国家,在权力的行使上,不能不依据法律为准则的政治主张,这只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方法,与第一种要对国家权力及其范围作实质的限制者不同。这一要求,是在梅特涅(奥地利国首相)时,以警察政治的反动的行使,被唤起来的。”[4]

"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们主张的宪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是指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前提,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本质特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执政为民、尊重保障人权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为宗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宏观上,可从三个基本参照系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历史方位:第一,与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相比,我们的是社会主义宪政,两者在阶级本质上迥然而异;第二,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相比,我们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两者在本质上相同,但在实现形式、运作机制等方面不尽相同,我们的宪政立足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第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想社会主义形态下的宪政设想相比,我们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宪政,还处在不断探索、逐渐完善和日益发展的过程中。

从理论分析看,理论基础不同。西方宪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成果。我国的依宪执政、依法治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宪法是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共同奋斗的成果。西方“宪政”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和阶级属性,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形式。我国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有效形式。

   总体上看,1949年以前法治国家概念虽没有体系化,但已经成为法学的基本概念,学术界对其基本内涵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奠定了其学术传统的地位。但1949年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我们对合理的法学遗产采取了简单抛弃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法学的历史继承性。①1949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废除《六法全书》,摧毁旧法统,包括宪法。特别是1949年10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这样,废除旧法的党内指示上升为法律规范,取得了形式上的合法性。[5]“法治国家”概念似乎作为旧法学的遗产,在中国法学界长期被沉寂下来,合理的学术传统没有被延续,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恢复使用。

第二篇 依法治国

  从与资本主义宪政的对立和区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从制度构建看,依据西方所谓“宪政民主”所形成的三权分立、选举民主、议会民主等政治制度,实质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式。我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论以法治国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前提,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尊重保障人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的。这就从本质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区别开来了。

从实践效果看,西方所谓“宪政民主”并没有像他们的理论构想和宣传的那么美妙。依据这一理论所构建的政治制度,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充分的民主和人权保证,而是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导致运行效率低下。西方社会出现的“黑夜站立”“民主之春”运动,就是对他们津津乐道的“宪政民主”虚伪性的有力嘲讽。

   二、“法治国家”入宪的背景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为本质特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和活动原则。这就与资本主义宪政的“三权分立”区别开来了。

三、决不让“宪政民主”思潮干扰我们全面依法治国进程

   如前所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国家”一词先由学术界提出,然后转化为政治命题,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并通过1999年的修宪成为具有效力的宪法规范。

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的统一,这就与资本主义宪政只讲政体、不讲国体的虚伪宪政区别开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这就与资本主义宪政的议会制、两院制区别开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这就与资本主义宪政的两党制、多党制区别开来了。

我国某些人宣传宪政民主,使这种错误思潮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我们来梳理一下,这种一思潮传播哪些错误观念?使用的是哪些手段呢?

   1996年2月8日,王家福教授为中央政治局主讲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讲座。讲座中,王教授重点说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提出了法治国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②同年3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被写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法治“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这里使用的是“法制国家”概念,并没有严格区分法治与法制的界限。当时,学术界围绕“法治”与“法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从学术角度论证了法治国家的正当性。

依法治国的里程碑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人民福祉为己任,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谐与发展为其国际责任。这就与资本主义宪政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实质上为资本服务、谋求世界霸权的特征区别开来了。

一是借“普世价值观”,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十多年前,就有人在网上宣传“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要 “使政府成‘民有,民治,民享’的现代公器”。还有人鼓吹,宪政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安排”。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宪政”之名推行西方多党制、议会民主和三权分立,企图取消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目标,从党的政治主张的角度确认“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同时确立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继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成为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十五大报告中寻找其思想的来源。经过20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执政党为法治国家在中国的实现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对立

  

二是玩弄概念游戏和话语陷阱,混淆两种不同的法治思想。由于“依宪治国”和“宪政”在话语方面有相近之处,加上中国人有使用简称的语言习惯,所以他们采取“狸猫换太子”的手法,混淆视听。有人曲解性地宣传"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是宪政"。宪政无非是“宪法的实施”“宪法的政治”。他们将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曲解为实行“宪法至上”的“宪政”,批评党的领导过于“强势”,宪法权威无法保障和落实。

   但是,党的政治报告中的“法治国家”的论述只是党内的共识与重大理论主张,还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作为明确的宪法规范,“法治国家”在宪法文本上的正式出现是1999年修宪。当时修宪的逻辑是,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作为国家根本法因遵循政治惯例,把党的重大的政治主张写在宪法上,以获得合法性。但是,政治逻辑转化为宪法逻辑时,也存在着宪法的法律性与科学性之间如何寻求合理平衡的问题。写在宪法文本上,表明法治国家不只是法治领域的国家功能的拓展,也在“规范层面上确立了法治主义的宪法原则”。更重要的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在内的所有国家建设都要服从宪法规范调整,以宪法为国家生活的最高准则,赋予国家更丰富的法治元素。

法治概念的科学性

  二、建设社会主义宪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追求

三是用偷换历史用语含意的手段,绑架社会舆论。以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曾有过“民主宪政”诉求为由,为当今宣扬“宪政民主”寻找历史依据。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确使用过“民主宪政”的用语,但是只要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在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语境中的“民主宪政”,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针对的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党包办”。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也在实践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宪政”的要求。企图以党在1949年以前使用过“民主宪政”概念为由,在当代中国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思潮,就难免犯罔顾历史事实,无视时代变迁,抹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法治思想的本质区别的错误了。

   “法治国家”的入宪大体经历了如下程序。党的十五大召开后,社会各界普遍主张将十五大报告的基本思想写入宪法,希望启动修宪程序。包括经济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纷纷提出修宪建议。如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萧灼基委员提交1178号提案,主题即为《根据十五大精神修改宪法的建议》。1998年,中共中央成立宪法修改小组,李鹏任组长,组织草拟了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定并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后,于1998年12月5日发给地方征求意见。12月,中央领导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对修宪的意见。中央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依照宪法程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经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后形成宪法修正案。

依法治国的理论根据和重要意义

  

四是使用戴帽子打棍子之术,造成思想混乱。有的人借学术自由之名,行一己政治诉求之实。有的人利用对苏共亡党亡国的研究为名,鼓吹“宪政民主,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有的人给学术上剖析西方“宪政民主”的学者戴上试图击碎中国的“宪政梦” 的帽子。有人指责我们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四大法宝”(即民主宪政、混合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学了后面三样,就是不学民主宪政”。似乎不接受他们的主张,就是大逆不道、就要被历史兴师问罪。他们这样话语霸权的风气,也不符合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

   从目前公布的修宪资料看,大家普遍关注“法治国家”入宪的意义,但对入宪以后“法治国家”的含义以及“法治国家”具体标准则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时,“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往往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以“依法治国”内涵来代替“法治国家”解释。对“法治国家”入宪的意义,田纪云在宪法草案的说明报告中做了如下表述:“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对于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6]草案的说明报告只是对依法治国做了概况性的陈述,对修正案中的“法治国家”并没有作出任何说明,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结合他的一些有关法治的论述,他所理解的“法治国家”应该是通过法治治理的形态,如在一篇文章中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人治的东西抬头,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其最重要原因是缺乏民主与法制,……如果是真正的法治国家,就出现不了这种情况,及时出现了,也不可能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7]按照他的理解,真正的法治国家是实行法治,摈弃人治,如存在着人治,就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他在1993年的一次讲话中已经使用“法治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法,并反复强调“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这样的灾难是怎样造成的?完全是人治的恶果,是权力没有制约的恶果,根本的是民主、法治被破坏了。这样的事件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 ③

现代法的精神论纲

  清末,先进的中国人从日本引进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概念。康有为指出:“宪政者,民权公议之政也”。[8]孙中山先生把实行民主宪政作为建国的理想和目标,把中华民国的建国发展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根据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和“五权宪法”精神的解释,“军政”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的“军法之治”;“训政”是“一切军国庶政,悉由国民党完全负责”的“以党治国”,是“约法之治”;“宪政”是“还政于民”的“以宪治国”,是“宪法之治”。然而,孙中山逝世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弃了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先是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斗争下,又不得不实行“宪政”,但实质上搞的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假宪政”,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真独裁。

(作者简介:卢黎歌,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岳潇,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总之,包括依法治国,特别是法治国家概念的理解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法的人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带领中国人民追求和实现人民民主宪政和社会主义宪政的先进组织和政治力量。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此举标志着我们党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和工农民主宪政模式的确立。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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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良法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把“工农民主共和国”的提法改为“人民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明确指出:“宪政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在宪政实践方面,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先后颁布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施政要端》,《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东北各省(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等宪法性文件。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根据党的民主宪政思想和各项宪法性、法律性文件,在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人民民主宪政的成功实践。

姓名:卢黎歌 岳潇 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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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为废除国民党伪宪政、伪法统,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宪政、新法制,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政治条件。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两个宪法性文件和其他相关法律,奠定了新中国初期人民民主宪政和后来社会主义宪政的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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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没有再正式使用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但并没有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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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1954年,毛泽东亲自指导制定了建国以来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宪政理论,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规定了国家的权力配置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并要求严格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权威。在“五四”宪法草案提交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前,毛泽东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要求,宪法草案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指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的各位委员)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9]但1957年以后,毛泽东改变了对宪法和法治的看法。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10]“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

  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深刻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实行法制,首先要有完备周密的宪法。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系统阐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中央正在考虑进行的重大改革,第一项就是将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为起草1982年宪法确定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要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一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全党必须严格遵守。”在十二大精神指导下制定的1982年宪法,明确要求“各政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党委审判案件的制度需要改变

  党的十五大报告在规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宪法和法律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干部都要模范地执行宪法和法律,防止和纠正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的现象,其言行都不得同宪法、法律相抵触。1993年和1999年,全国人大根据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三篇 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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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人权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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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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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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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集体人权与个人人权

再论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人权的政治性与超政治性

国际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

2004年修宪建议

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

发展权论纲

第四篇 发展民主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取消国家领导职务实际终身制的意义

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建立和健全我国的律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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