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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之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

浏览次数:127 时间:2019-10-14

人民日报  

  “元芳,你怎么看?”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主人公的这句追问近来走红网络,成为公众表达诉求和质疑的经典句式。

政府决策一方面是人们观察、认知和评价政府的窗口,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展现形象、构造公信力的重要环节。现代社会的政府决策,其首要属性应当是公共性,而公共性又需要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之上,需要个体或群体、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和互动。这样,决策才能具有回应性、确定性、预期性,促生可信性。相反,政府若“暗箱操作”“一厢情愿”,或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或简单依靠“体制内输入”进行决策,已很难适应现代政府维护公信力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的日益普及,我国各地方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纷纷建立,2009年一年内,江苏、安徽、云南、浙江、广东等地网络新闻发言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开始履行职责。这是继新闻发言人之后,我国新的一种政府和民众的交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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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来,随着公众参与意识、表达意识、监督意识的增强,对各级管理部门来说,类似的提问并不陌生。无论分配制度改革,还是柴米油盐价格;无论房屋拆迁政策,还是化工厂选址方案……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不仅想了解党政部门“怎么看”,更想知道接下来“怎么办”。

政府决策遭到质疑、拒斥的现象,近年来时有发生,决策公信力屡屡受到侵蚀。有的决策尽管合法合规,但在执行中却遭遇了民众的反对与抵制,最后夭折,最典型的是PX项目;有的尚处于议程创设阶段,如有官员发文提出“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后,出现了较为强烈的舆论反弹;有的只是指明决策方向和原则,如近期人们就“推广街区制,逐步打开封闭小区和单位大院”的议论,虽然最终对误读做了再解释工作,但还是激起了一些人的不信任、不支持。从全国范围看,这类现象虽然是个案,但反映了社会共识缺乏条件下的政府决策困境,并在“晕轮效应”等政府信任心理规律放大下,这些个案对政府决策权威性、公信力的伤害不容忽视。

网络发言人制度要求实现两个作用:一是切实解决老百姓诉求和问题,二是尊重老百姓的知情权,变被动回应为主动发布。这既需要政府的诚意,也需要网民有负责任的网络精神。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从这个角度,人们感受到党心与民意相互激荡的力量——从胡锦涛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到众多地方和部门开设政务微博;从物权法、精神卫生法征求社会意见,到开通全国反腐举报网站;从建立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到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近十年来,“公开”成为一项基本原则,“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互动”也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

要说明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公共决策要赢得利益相关者“异口同声”的支持信任,往往是不可能的事情。政府决策的实际情形常常是:一些人信任、支持这项决策,对另一项决策则表示怀疑、不信任,而另一些人可能正好相反。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民众的质疑、监督和不信任,也是决策部门改进决策流程、提高决策质量与公信力的推动力量。

中国网民数量目前超过3亿,从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来看,互联网既是事件丰富的非传统“信息源”,又能迅速整合凝聚与事件相关的所有信息形成强大 “舆论场”,能推动和改变事件的进程,在这些事件中,无数网民用协调的努力对“知情权”和“监督权”做了最好的诠释。政府网络发言人如能落到实处,则既是对网民知情权监督权的善意应答,也能增加事件解决方法的选项,会降低诉诸“越级上访”、走向“群体性事件”的概率。

  如何回应社会关切①

  不同于以往,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今天的回应面临着信息爆炸的挑战。当“我说你听”变成“双向互动”,“一个声音喊到底”已经不再可能;当“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吞吞吐吐的“挤牙膏”回应方式已经跟不上形势。正因如此,从非典疫情到汶川地震,“及时公开透明”成为最优选项,“快报事实、慎报原因”成为发布原则,在社会关注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网络时代的回应方式不断进步革新。

照此而言,决策公信力出现不同程度和层面的弱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内外驱动下,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利益诉求发生了深刻变化,越来越多元化了,甚至每一个体、组织在事实上都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单元,与此相应也就形成了比较复杂的利益表达、利益博弈格局。逻辑上,政府决策应以人民的公共利益为导向,但在利益分化、共识缺乏的条件下,人民已成为一个复杂的利益组合体,并在不少问题上以大量“小众”的面相呈现出来,他们对相关公共利益的认知、识别和界定,会存在差异甚至对立。如“推广街区制”的决策原则,封闭小区住户可能反对,而堵在路上的上班族则可能支持。这样的共识缺失,不仅表现在不同个体、群体或亚群体之间,更表现为政民、官民之间对公共问题的认知“分裂”。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习惯于“闭门造车”,决策合法性、回应性、互动性不足,共识偏离与矛盾更为严重,决策公信力大打折扣。如PX项目,政府认为是为“造福当地民众”,民众则认为“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回健康”,这种共识偏差甚至助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长此以往,社会就会养成对政府决策习惯性、推论式的怀疑或负面评价。虽然决策信任属于一种特定支持,信任缺失通常不会触及政府信任结构的“硬核”,但决策公信力出现大面积衰微,政府履职就会陷入困境,并可能增加政策成本、危害公共秩序。

为了保障民众知情权,政府部门在对外发布信息时设置了新闻发言人,为及时回应来自网络的各类质疑和诉求,更直接有效地化解政府压力,“政府网络发言人”走出幕后。这是政府部门实施政务公开的又一具体内容,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本意,改进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是政府职能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法制型政府转变的重要举措。

  

  不同于以往,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高涨的社会,今天的回应肩负着增强信任的重任。当质询被看作是一项基本权利,“无可奉告”势必招来更多追问;当“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成为社会心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已经很难服众。这些年我们发现,在与公众的互动交流中,那种公式化、万能式的回应少了,回应中的空话、套话、废话少了,类似“不明真相”、“别有用心”等词汇也基本不见了。勇于面对质疑,善于触碰热点,真诚给予回应,体现了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回应不回击,对话不对立,凡事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事不先入为主推卸责任,凡事多从干部身上找原因,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共识,折射出越来越强大的执政自信。

显然,中国社会已步入了政策“敏感”期,这对政府决策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在政策问题上能最大限度达成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那么以此为基础进行决策,或提出的决策议程和原则,就会更有包容性,有助于缓减政府信任与政策合法性焦虑。至少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不会出现舆论“一边倒”,发生全局性、弥漫式的不信任、不支持情形。因此,有必要优化政府决策,推动决策成为一个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的过程,成为不断建构决策权威、塑造公信力的过程。

“网络发言人”的诞生,不仅意味着新闻发言制度的刷新,更标志着信息公开、网络问政的深入。从政府网站开通,到地方领导留言板设立,各地借助新兴传播手段,关注、回应舆情民意,更为积极,更为规范。与此同时,网络发言人如何调动相关部门,如何确保答复实效,如何保证自身公信,成为新的考验。但网络发言人作为一个匿名的符号,缺乏有效的身份识别,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赢得网络公信力至关重要。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回应才有互动,互动才有互信。如今,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认识到,群众诉求就是执政力量,舆论质疑也是宝贵资源。学会在舆论监督下工作,善于对社会的关切负责,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这既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有力展现。

这首先需要支撑起公平正义的价值“高线”。中国变革社会中的共识达成,有赖于公平正义这一“首要价值”的引领。它具有深刻解释力与道义至上性,拥有最广泛的支持者、信奉者,能够对多元诉求、认知进行统摄、抑制、平衡和协调,发挥共识导向与凝聚功能。可以想象,不断弘扬公平正义的政府,定能占据价值制高点,集中体现公平正义的决策,定能得到最广泛的信任支持。为此,政府必须增强自主性,突破利益格局藩篱,克服部门主义掣肘,将公平正义作为检验共享发展、决策共识的试金石,将这样的价值法则渗透、落实至各类公共决策中,将价值共识转化为决策共识,通过决策共识支撑起决策公信力。

“网络发言人”的出现,是政府推行电子政务的必然结果、必经阶段,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位设定。它不仅要求发言人本身具备快速把握舆论热点的能力,更对相关制度安排提出了全新要求,围绕发言人这一机制,快速反应是起点,而各方的协调解决才是最终目的。这种快捷的信息沟通渠道,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环节。政府网络发言人只有真诚面对网友,准确把握动态,在政府和民众间保持信息畅达,才能取信于民,赢得公信。”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不断光大我们党善于与群众对话的传统优势,从倾听民众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及时回应中引导公众参与,在良性互动中促成社会共识,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公信力的保值增值,筑牢长治久安的执政根基。

其次,必须坚守法治“底线”。政府是否守法,决策者是否依法决策,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发展水平的根本标志。当下的中国社会,共识缺乏虽然影响了政府决策水平,但一些政府部门违法、任性决策对政府形象传播和决策公信力的伤害是根本性的。这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背道而驰。而法治作为平衡关系、规范行为、凝聚共识的制度化、常态化力量,也是多元社会的一种共识凝聚机制,是“底线”共识。从现实决策体制与过程看,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适应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坚守好法治的共识“底线”。这包括决策内容与程序两方面。前者意味着政府决策必须符合法律制度与法治精神,即使提出先进的决策理念,也要有相关法律的释改废形成对接;后者意味着政府决策的程序必须合法合规,由法制权威来保障。“退休人员医保缴费”和“推广街区制”的决策议程、原则,确实存在与现行法律冲突的“瑕疵”。对此,舆论虽然表达了不满意、不信任,但人们大都是“依法说事”,体现了较高的法治理性水准,决策部门也积极回应,明确了法律配套、推进方式等。这说明政府决策坚守法治“底线”的共识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决策对法治的坚守,也就是对公信力的维护。

  今天的中国,民众的诉求日益多元,舆论质疑时有耳闻。各级政府的回应能力,已经成为衡量执政水平、检验执政理念的重要标杆。

最后,需要健全政策协商机制。以往中国社会决策议程创建以“体制内输入”为主,决策以权威主导为主,表现为“我说你服从”的单向模式。这已无法适应治国理政的发展要求,特别是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当前条件下,政府需坚持开门决策,要以共识为基础推动决策。就此而论,健全政策协商机制是一种可行路径与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这需要建立多渠道、各领域、全方位的协商机制与平台,在“决策前”“决策后”进行民主协商,通过沟通、对话、讨论、商量、听证等形式,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意见,目的是形成最大公约数,达成决策共识。尤其是基层决策和工作,更应如此。有效政策协商的重要功能,是推动利益相关者或决策者在公共问题上转换偏好、弥合分歧、求同存异,不断凝聚共识。这样增进共识、拓展共识的过程,也是增强决策共识性、回应性、透明性、确定性,提升公信力的过程。

  

  以近期新闻为例。一是故宫失窃,一是广州“举牌哥”。同样面对质疑,从“失窃”、“错字”,到“经营会所”,故宫的回应左支右绌、差强人意。而广州地铁公司则一周内三次主动回应,约谈学生“举牌哥”,赢得舆论一致好评。仅从回应能力而言,广州更胜一筹。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过多次面对群众问政的历练。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到与建委对话的“口罩男”事件,经常面对诉求和质疑,才使得“权力”尊重“权利”的意识日益提高。

  

  近些年来,正是在中央“公开及时、准确透明”的明确要求下,在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中,不少领导干部逐步形成共识:对批评或质疑,不必过于敏感,甚至将其视为不和谐声音,能捂则捂,能压就压;也不能玩弄技巧,将其视为“危机公关”,忙不迭撇清责任。这样的共识,正在促进各级政府执政理念的提升和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初的陕西华南虎事件,历时两年不断质疑与被动处置,耗费了极大的社会成本,也透支了地方政府公信。这些年,“躲猫猫事件”、“钓鱼执法事件”、“梧桐让路事件”、“高速公路天价收费案”,政府回应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回应的态度在不断改善,回应的方式在不断调整。从被动到主动,从消极到积极,一次次的进步,成为撬动事件解决、提高执政能力的有力支点。

  

  尽管也还有“没工夫跟你闲扯”的粗暴、文过饰非的搪塞,但总体而言,面对网络爆料,很少有人再会一厢情愿地怀念“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面对舆论质疑,“无可奉告”之类的遁词不再那么振振有词;面对突发事件,隐瞒、封锁等手段也逐渐不再是“最优选项”。相反,直面质疑,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首次上网直播;回应期待,卫生部明确禁止将携带乙肝病毒作为入学、就业的限制条件。迄今为止,已有17个省区市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将网友留言办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正由社会治理的“选答题”变成“必答题”。

  

  不少人常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没有质疑声音,才算工作平妥;以为掩盖了问题,才算治理有方。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有矛盾暴露,有冲突产生,有分歧出现,正是多元多样利益和价值在寻找渠道相互对话、彼此辩驳。对话胜于对峙,从倾听民众的诉求中改善治理,在回应舆论的质疑中寻求进步,实现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现代行政的基本理念。

  

  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时刻关注民意的温度和风向,以公开透明化解疑虑,以闻过则喜树立公信,以真诚维护群众利益赢得民心,在良性互动中促进社会共识、完善公共治理,这是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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