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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世界工厂的,岂是一个

浏览次数:103 时间: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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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工资问题。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分析了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作为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物的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中根据劳动力生产费用和劳动供求关系而形成的。但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都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只不过以工资形式得以掩饰(马克思,1975:585-593)。通过对劳动时间的分析,马克思力图揭示资本如何靠榨取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而获得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1975:258-271)。 然而马克思试图用以解释资本家是如何通过工资形式及剩余劳动时间获取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今日的中国农民工、特别是建筑业农民工所面临的困境——不仅是低工资的问题,也不仅是劳动时间的问题,而是不能“按月结算”领取工资、甚至干满一年都拿不到工钱的问题。从2013年调研总体样本来看,工地上按月结算工资的比例仅为19.9%,不足五分之一。成都市和沈阳市“按月结算”的比例较高,而首都北京的比例最低,仅为5.5%。在过去的一年中,未经讨薪而结清工钱的比例为46.6%,其中郑州的比例最低。此外,有12%的工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可见,建筑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依然严重(潘毅,吴琼文倩,2013)。值得注意的是,拖欠工程款导致工人无法按时领取劳动报酬的不仅仅是资方,还时常是政府项目。这类欠薪问题是经典的劳工研究理论也不曾面临的。

2009年,中国汽车工业梦寐以求的销量世界第一终于实现了,但是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改善。难怪汽车产业评论家贾新光先生慨叹:“世界第一的汽车工业,工人工资为什么如此可怜?”

富士康发生的多起员工坠楼事件,也凸显出年轻农民工的生存困境,同时让需要这些工厂供货的外国企业处于尴尬境地。

  ……

   回答上述问题,须具有社会结构性视角,即从作为结构力量的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入手,方能看到中国劳工问题的本质。劳资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是经济活动中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少有国家和地区达到中国大陆这样的程度:劳工与资本之间关系极度失衡,一方极弱,一方超强,力量、能力和资源占有等方面非常悬殊,致使协商、谈判、对抗等博弈过程无从进行,甚至博弈一词用在此处都显得过于奢侈。我们需要分析不同力量之间何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差异,劳工为何如此之弱,资本为何可以如此强大和蛮横,其力量和资源来自何处。

企业总是希望用最少的报酬来换取员工的最大工作量,而员工总是希望以最少的工作量换来最大的报酬,这两种诉求本质上就存在着矛盾,所以需要一个合理的劳资关系才能达成共识。企业不应该把降低成本增加市场利润与占有率,完全转嫁到企业的员工身上,因为企业在运作的时候不只是包括员工,还包括消费者、经销商、代理商等等利益相关者,关键是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利益平衡点。

经济形势是改变当代农民工态度的因素之一。过去20多年,苹果、耐克等全球顶级公司在华通过廉价劳动力工厂生产各色畅销产品。但随着生活成本和物质生活期望值的迅速提高,年轻农民工的薪水开始显得过于微薄。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抗争时代的来临

   有关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研究论著构成了社会学劳工研究的重要资源。然而这些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典理论面对今天的中国农民工问题都难以提供现成的解释,或者我们可以说经典理论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

这次本田工厂因加薪要求而发生劳资纠纷,是中国这些年几乎没有的现象,以往都是因为欠薪、工资低于最低工资而发生纠纷,这反映了新生代工人对低薪水、高强度工作的日益不满。

尽管过去几年来,劳资关系的天平开始略微向工人一方倾斜,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还不会允许工人像邻国日本和韩国的工人那样自行组建独立工会。中国领导层似乎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中吸取了教训。

  非人性化的、严苛的劳动管理体制剥夺的是工人有尊严的劳动权利。低廉的工资,微薄的加班费,漫长的劳动时间,枯燥的工作程序,无处不在监视、训斥甚至打骂,“中国制造”模式使工人被制造成生产流水线上的工具甚至零件,连机器都不如。同时还伴有“服从、服从、绝对服从”和学习“总裁语录”的“思想改造”与精神控制,这些都旨在将工人规训成灵巧、驯服而廉价的工具。如此低收入、高强度、无尊严的劳动过程导致以极端方式如自杀或集体反抗如罢工来表达诉求,都不是难以想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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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企业用工的主力。他们熟悉城市生活,没有父辈对土地的依恋,对于工作之外的城市休闲娱乐有着渴求。其成长环境决定了这一代工人将无法复制前辈们所适应的劳资关系,一代人的整体追求,必将促使他们喊出自己的声音。

外国企业在华劳动力成本将明显上升,而工人罢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发展社会学 本文链接:/data/76587.html 文章来源:《社会》2014年第4期

低水平的基本工资使得员工必须依赖长时间的加班才能提高收入,过高的劳动强度不仅让流水线上的工人感到乏味,也侵害了这些年轻人的活力。深圳市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64.9%的新一代产业工人最大的困惑是:“没发展机会”、“工作没成就感和归属感”、“工作机械,能力没提高”。

人民币若继续走坚,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进一步削弱,从而促使部分企业重新考虑它们的在华运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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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增加

当然,上一代工人并不见得对工作条件更满意。但专家指出,他们中很少有人准备长期留在城市,也不大可能直接挑战管理层。

  2010年6月5日江苏昆山书元机械厂罢工;

  

然而,很多企业的管理,不管是低端的港资加工业,还是像富士康、本田这样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仍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水平,沿用原先的管理模式以确保更低的生产成本,这显然已无法满足“80后”、“90后”打工者的社会和精神需求。

编译:黎黎 发稿:段晓冬

  有着如上特点的新生代正在成为农民工的主体。面对这样的新一代农民工,整个体制包括企业、政府和社会仍然用对付老一代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无疑会产生巨大的矛盾,发生各种各样的悲惨事件。以富士康工人连续多起跳楼自杀事件为例,将事件原因归结为青年工人个体心理问题、请心理学家进行辅导干预和归因于企业“运势”、“风水”问题、请和尚道士念经驱邪同属罔顾真相、混淆是非的做法,也是对死者生命的不尊重。富士康事件是社会性的事件,而不是个人心理问题;其实质关乎整个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生存状况和价值诉求,也关涉到血汗工厂制度和“中国制造”模式的根本问题。[4]

   以工厂专制政体的概念工具透视当代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农民工的抗争方式,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如下的基本看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就业的大多数工厂政体都属于典型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可以发生多起跳楼自杀事件的富士康工厂作为代表,而远未达到“制造甘愿”的霸权政体的阶段。不加掩饰地压迫和剥削是资本治理农民工的主要方式(Burawoy, 1985:5; Lee, 2007; 沈原,2007:164-165)。

本田罢工事件和富士康跳楼事件有一个共同点,其背后都反映了中国现代工人对劳资关系的不满,并要求员工在企业和劳资关系方面有更多的诉求“话语权”。

更为自信的一代年轻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可能预示着中国工业和政治领域将发生一些变化。

  2010年6月6日深圳美律电子厂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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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加薪”并不能完全解决企业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劳资关系一方面取决于薪金水平,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企业文化,取决于资方对员工血肉身躯、精神灵魂等人权的充分尊重。薪金代替不了企业应该给予员工休息、娱乐、文化等生活的重视,更代替不了资方应该给予员工的关注、关怀与关爱。如果涨工资背后的代价是,员工以更长的劳动时间和更大的劳动强度为企业创造剩余财富,潜台词是单纯的一涨了之或平息公愤,则对劳资关系的改善有害无益。

新一代农民工出生在中国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对未来自然拥有更高的期望值。

  2010年的春天注定是中国工人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期:

   准军事管理体制下的车间管理模式与宿舍管理模式是工厂专制政体的突出表现。以富士康工厂为例,堪称“准军事化的工厂专制主义政体”至少具有四个主要显著特点,第一,高强度的劳动过程、超长劳动时间和低廉的工资;第二,工人宿舍位于厂区之内,成为车间专制政体的延伸;第三,除生产线上的工作关系外,工人之间的其他社会纽结几近全部被毁坏,从而造成工人孤独冷漠的原子化状态;第四,准军事化的非人道管理(郭于华等,2011)。

不久前,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还没有平静下来,又一吸引眼球的重大事件发生了。本田在华最大零部件公司之一、位于广东佛山的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员工因不满平均只有1500元工资而发动了罢工。

工人或将自行推选领袖来组织抗议活动,这也给中国政府提出难题。中国政府十分注重社会稳定,也承诺通过提高农民和工人收入来缩减贫富差距。

  这一系列的工厂事件向整个社会画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我们究竟身处何种时代?劳方、资方和官方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面对工人的抗争行动,我们首先会思考的问题一个是时点:为什么农民工的抗争会在这个时段上普遍爆发?另一个是方式:为什么这些年轻的农民工采取了如此不同的抗议方式:在富士康是自杀这种个体主义的方式,而在本田等工厂则是大规模集体行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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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厂专制形态与工人的抗争方式

郭于华 (进入专栏)   黄斌欢  

到中国南方打工的年轻人大多在采访中表示不愿回乡。21岁的张辉是安徽人,其父母认为,年轻人应该努力工作,好好为一家公司效力。但张辉在东莞的两年时间里已跳槽两次,从月薪1,100元的保安做到现在月薪2,000多元的闹钟厂质监员。

  工资,是不同形式抗争的首要目标。无论是富士康工人以自杀表达无声的抗议还是本田工人的罢工行动都与提高工资的要求有关,资方应对工人诉求首先的着眼点也通常在最低工资上。但必须看到,工人对工资的要求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而是要求生活工资,即工资能够维持基本的正常的生活。台资和外资企业在应对外界有关低工资的批评时,经常会强调自己的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且比许多中小企业还高。但实际上工资标准的确定应该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准,而不是仅仅维持劳动力自身的生存为准,也就是说,工资应该满足一个工人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以及未来发展和风险抵御等。工人劳动赚取工资是为了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当工人拼命工作也挣不到生活工资而且看不到前景的时候,愤怒和绝望便如期而至。

  

2010年6月11日,广东中山一日资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REUTERS/Tyrone Siu/Files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经济与组织 本文链接:/data/4019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沉思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3、劳动力供给问题。根据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经济学理论,如果劳动力短缺情形出现,可能成为迫使资本提升工人工资、改善劳动待遇的契机,但是在中国,比如东南沿海地区曾经出现的“民工荒”,却并未迫使资本提升工资和待遇,也并未带来工人处境的改变或者有利于工人的改善。这仅仅用劳动力供求关系理论无从解释,其原因当从“中国特色”中寻找。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研究员温晓艺说:“年轻工人的维权意识要高得多。老员工认为应对公司忠诚,但他们也表示,年轻工人观念完全不同且期望更高。”

  当我们揭示全球化资本对工人的剥夺和异化时,不能忽视国家权力的作用。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国家主导的资本全球化过程——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鼓励外资和对外开放政策,建立了全面依靠合资或外资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6] 这种以依靠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模式,区别于东欧的转型市场或者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虽然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导致了工人群体的困境。[7] 垄断型资本的出现,背后的支持力量是国家权力,从而影响着一个新的制度化的劳资关系的形成。过去我们或许相信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或者更多的外国资本的流入能够加强对劳动者法律保护的基础,然而垄断型资本的出现却使我们对此表示怀疑。[8] 富士康作为制造业中的传奇,其在中国各省份资本扩张的速度和规模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为权力机构的政府放任资本之恶、放弃监管之责、不作为甚至与资本强强联合,使之成为不受任何制约的强大力量,是造成工人弱势、绝望和各种形式抗争的重要动因。

   二、“中国特色”:权力与资本的独特结盟方式

张辉说:“看到他们的维权活动,我感到很自豪。这给了我勇气--如果老板待我不公,我也会召集大家,让他知道不能轻视我们。”

  在当今中国的劳动大军特别是“世界工厂”中,“新生代”农民工是主要构成部分。所谓“新生代”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旨在说明他们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流动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80后”和“90后”的年青人,除了建筑业的企业以包工方式运作,因而工人年龄偏大(多数在40-50岁)外,在各类代工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几乎全部为“新生代”。据广东省最近的调查表明,该省80、9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为1978万人,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1] 这些在富士康一类的企业中工作的年轻人与在建筑业打工的工人恰好构成两代农民工。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中的工人为例,他们中年龄最大的28岁,最小的17岁,大多分布在18-25岁之间。在做出有效回答的富士康1719位受访者中,平均年龄为21.1岁。而南海本田罢工的参与者也以80后、90后的新生代工人为主体;作为组织和领导者的也是两名80后的湖南籍工人;而他们在沟通方式上也使用了QQ、互联网等青年工人最喜爱和善长的方法。

   一、经典理论不曾面临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工业城市出现“用工荒”,让工人有了更多选择权。中国南方及东部沿海城市的工厂纷纷提高薪水,以求解决普遍存在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5月17日,广东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百名工人因不满工资低、实习生待遇差、中日员工同工不同酬而集体罢工;5月20日,劳资双方进行谈判;5月24日,本田公司解雇了带头罢工的两名工人;5月31日,罢工事件升级,罢工工人与南海狮山镇总工会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员工被打伤。罢工期间,本田在中国的整车生产企业均被迫停工停产,每日产值损失超过两亿元。6月4日,在广东省总工会、地方政府的介入下,经过谈判,劳资政府三方签订协议,厂方在员工现行的工资基础上提高33%,约增加500元。罢工最终以工人们的胜利而告终。

   关键词:世界工厂  中国特色  工人阶级形成 公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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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这类企业虽号称“代工帝国”,实则处于跨国资本链条的末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运作逻辑及其压榨性的残酷不应忽视。以苹果公司的产品为例,在其整个生产链中,最不值钱的是生产和组装。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 187.51美元,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每台只得到6.54美元的酬劳,60%的利润被苹果拿走。苹果公司一方面要求供应商严格控制品质,一方面不断利用优势不断压低采购价格。使得代工企业利润低廉,代工企业则转回头通过压榨工人来维持利润。全球化资本的运作就是以这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方式来进行,最后的牺牲品就是处于这个食物链最底端的工人。[5]

   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

30多岁的黄敏一边在东莞张贴招聘启示,一边说:“大家现在都想多挣钱,特别是年轻人,他们都希望轻松挣大钱。”

  其三,新生代农民工是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他们在城市中工作,也希望能真正在城市中立足。他们的消费观念、娱乐方式、社会交往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远离他们的父母一代,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但现实与愿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又无法融入,由于身份制度造成的壁垒,他们在就业、住房、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都遭遇无法克服的障碍,城市化,对他们而言就像一个近在咫尺却触摸不到的梦。农村回不去,城市进不来,他们因此而成为“无家可归”、飘泊无根的一代。

   4、阶级斗争与工人阶级形成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无论是马克思的以“生产”为中心环节,在生产过程中的结构位置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剥削本质,导致工人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从“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分析(马克思,1961), 还是将“市场”置于核心位置,认为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将会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再次勃兴而达到高峰的波兰尼模式(卡尔·波兰尼,2007), 抑或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研究,更多地强调生产过程以外的那些复杂的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观对工人阶级形成的作用(汤普森,2001), 都无法直接用以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市场化的改革与开放三十多年了,为什么未见工人阶级的形成、或者工人任何形式的组织化过程?为什么富士康的青年工人选择跳楼自杀都不进行积极的表达与抗争?工人的各类抗争行动为什么经常无效?在工人遭遇困境之时,工会在哪里?工会又在做什么?总而言之,中国工人阶级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22岁的魏某是罢工队伍中的一员。他在罢工期间表示,多数工人支持抗争到底。他大声朗读“本田工人罢工到底”聊天室中的一则发贴:“明天很关键,如果罢工继续,本田将库存不足,仅能维持到周一。我们将坚持到那时。”

  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标志着农民工阶级日渐完成自身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已经成为农民工阶级的主体部分。由于现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和其他种种制度安排,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比其父辈更为尴尬的境地,他们不能退回乡村,但是他们也绝难融入城市。这一处境可用“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加以描述。所谓“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是指保留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工家庭实际上保留着小私有者的尾巴,使得他们不可能像经典意义上的无产者阶级那样一无所有,可以彻底地融入工业生产体系和城市生活。[9]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由于上述不同于其父辈的诉求和期望,在他们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受阻时会采取各种抗争行动。

2010年10月发布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分析探讨了富士康的劳动管理体制,即以高强度、超时生产、低工资和低消费成本来达到生产效率及利润的最大化;通过暴力规训、意识灌输及分化工人来消解工人的反抗力量;以牺牲工人的尊严、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的管理模式。在富士康,工厂饭堂与宿舍等生活区,甚至工厂以外的社区,都不过是生产车间的延续,是工厂低成本运行的体现,都被牢牢掌控在富士康帝国的版图之内。这种生产车间与宿舍管理紧密结合的工厂体制构成了庞大的、中国所特有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也是“富士康帝国”存在的秘诀,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劳动力,规训着工人的肉体与精神,塑造着工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工人进行24小时“全景敞开式”的控制,这样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工人的异化和集体性心理创伤。这种极为严苛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导致的结果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中国近期发生了一系列罢工事件。中国也许仍是“世界工厂”,但像魏某这样的年轻农民工已不再满足于其父辈们的工厂生活:低薪、加班和过于严格的工厂规定。

mg下载 ,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受过更多的教育,比父辈文化程度更高。他们大多受过基本教育,很多人受过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在富士康工人问卷调查的1650个有效回答中,拥有高中、中专、技校、高职、中技(以上均属于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所接受的更高一级的三年制教育)学历的占比56.9%,其次为拥有初中学历的占比27.6%,拥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占13.6%。不言而喻,教育和知识结构的变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1、工厂专制政体下的管理模式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指出,与老一代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更愿公开讲出自己的困境,更不愿接受长时加班和艰苦的工作环境。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不是成长于农村环境,对于村庄和亲属关系并无父辈那种情感与认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基本上是一毕业就开始打工。由于与上一代人的经验参照系全然不同,他们对于土地、乡村都没有更深厚的归属感。他们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对未来的预期与其父母很不一样,不会做出落叶归根的选择。

   麦克·布洛维在《生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并且系统地论述了“工厂政体”。根据他的界定,“工厂政体”包括了对工厂和劳工进行分析的四个基本维度:第一,劳动过程;第二,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第三,市场竞争;以及第四,国家干预(Burawoy, 1985)。这四个环节把微观的工厂场景与宏观的制度背景勾连起来,它们共同作用,塑造了劳资关系的基本特点以及工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能力。这些基本的政体维度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劳工问题提供概念和理论借鉴。

中国政府面临的政策难题是:一方面要提高劳动者收入,以缩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确保罢工事件不会无限制地蔓延,以免吓跑投资者,或引发更广泛的政治矛盾和冲突。

  

   在21世纪的中国已然成为“世界工厂”之时,一个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劳工群体也正在形成之中。其构成通常被认为主要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民进入城镇务工成为工人的“农民工”;另一部分是原有国企工人转变而成的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和因制度转轨而失业下岗的工人。而作为农民工第二代的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以其相对于他们父辈的鲜明特点而跨进劳动力市场。这些特点决非仅仅来自于年龄的差异,而是全面呈现出“新生代”作为一种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资本和国家所具有的不完全相同于上一代的关系类型;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行为、表达、动机和观念方面的明显特征。具体而言,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而且有相当比例的人是直接从学校进到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联系相对薄弱,务农经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更强,消费习惯、生活追求和价值观都和以“农村”为根的父辈大相径庭;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也有较大的变化,他们的权利意识更强,对社会不公正更为敏感;他们会主动向企业争取利益、向国家要求权利。与城乡、企业、国家的新型关系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新生代的群体特征也导致了他们在权利表达上的新特点,这不仅表现为年轻工人更频繁地发动和广泛参与各种抗争行动,而且还表现在其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的转变上,特别是他们的利益诉求的变化和提升等方面。例如,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行业利润,要求分享更多的劳动成果,维权诉求转变为利益诉求;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的制度障碍,从而强烈要求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2013)

互联网的作用

中国年轻农民工尽管远离家乡,但在网络社区上找到了家的感觉。张辉在九小时工作之外,喜欢上网阅读论坛讨论,与朋友们用QQ聊天。近期的罢工事件就是最先在网络社区传开的。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解释思路抓住了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若干不同于其父代的一些独具特征——由于这些特征,伴随着农民工阶级完成代际继替的社会后果,必定是对资本与权力压迫的日益增多的抗争。[10] 这就多少解释了为什么在新世纪头十年接近尾声之际,农民工阶级迅速改变了自己驯服、沉默的形象,展示出抗争、表达的趋势。但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特征并非仅仅基于年龄差异而来,更不能归结为青年人的心理问题,而是深刻地折射出当今中国基本制度安排的约束和影响,体现出农民工阶级再生产的悖谬逻辑。

   摘要:面对新时代的劳工问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经典理论遭遇“中国特色”的诸多挑战。本文从社会结构性视角探讨的权力、资本和劳工的关系与互动,讨论在中国特定的制度背景与转型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形成与公民社会的生成有着怎样的关系。研究认为,对工人而言,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体现为各项劳动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劳工的组织化权利的落实;公民权利是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条件;劳工阶级的出路在于形成自主的社会力量。工人的公民化过程、劳工权利亦即公民权利的获得与保护是解决劳资矛盾和转型正义的根本问题。就劳工问题而言,以能动社会的建设为先导,同时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也许更为可行。

中山/龙华7月5日电(记者 James Pomfret/Kelvin Soh)---上个月,广东中山固力本田制锁厂工人举行罢工要求加薪,造成该厂停产,并促使本田汽车关闭中国组装厂一个多星期。

  

   2、劳动力再生产问题。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理论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劳动者完成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的那部分时间,包括劳动者自身劳动能力的恢复和持续;劳动技能的培养和提升;新的劳动力的补充和增加等。由此不难得知,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仅包括了工人本身的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而且还应扩及他们的家庭,包括他们的医疗、社保、住宅,子女哺养、教育,老人赡养等费用。但中国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背井离乡,只身来到城镇工作。其得到的常常是最低工资收入水平的报酬,只包括了他们自身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并不足以覆盖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成本。更因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所限,他们无法作为移民工人真正容身于他们所向往的城市,而是往来于城乡之间,形成了每年春节期间候鸟迁徙般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中国此前也曾发生过劳资纠纷,但这次有所不同:工人更为激进,通过互联网组织罢工,并成功迫使资方让步。近期几乎所有罢工事件都以工人加薪告终,比如本田制锁厂工人涨薪幅度即达20%。

  1月23日凌晨,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坠楼身亡。在其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富士康的不同厂区接连发生十几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仅5月一个月就有7名员工自杀,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面对指责,富士康总裁郭台铭坚称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亦称大多数自杀与富士康无关。从1月至8月底,已有17名富士康员工坠楼,其中14人死亡,2人重伤致残,此外还有一人割脉自杀未遂。

   以“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为标志的“世界工厂”形象伴随着中国庞大的劳工群体,出现在新世纪的舞台上。但是这一出现并非一个新工人阶级的闪亮登场,而是以工人的被非法欠薪和艰难讨薪、罹患尘肺等职业病或工伤而得不到合理赔偿与诊断救治、甚至是青年工人屡发跳楼自杀等现象而黯然呈现;而这一切的底色便是资本与权力勾连的“中国特色”。劳工作为生产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作为阶级问题,曾经是世界性的重要议题,当然也成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思考的重要学术问题,并由此产生了诸多经典理论。在一个资本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运动渐呈消退趋势的国际背景之下,中国劳工群体却以其独特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个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大军,不仅因其数量巨大而且以其令人悲叹的生存状况与特有的抗争方式而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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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组织者经常通过网络论坛传播罢工消息,以及劳资谈判的最新进展。手机短信也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沟通集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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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人阶级的退场与再形成是伴随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社会事实”。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到今天已然成为劳工主体的“农民工”[1] 群体,面对中国社会重大而紧迫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有必要“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6)

郭于华 (进入专栏)   沈原   潘毅   卢晖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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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上一代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比其父辈具有更强烈的不公平感,他们对于种种社会不公正也更为敏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抛弃了上一代人常常怀有的宿命论,他们不认命运,有着强烈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动力和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要求。[3]

   World Factor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rking-Class Formation,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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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并非仅仅因其年龄较轻使然。新生代揭示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阶级身份认同交织在一个新的“世界工厂”时代。与其父辈相比,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折射出“新生代”作为制度范畴,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所具有不同的关系。具体而言:

  其四,新生代农民工更缺少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都更少与亲属、邻里、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保持密切联系。研究表明,上一代农民工离开乡土进入劳动力市场主要依靠的是上述传统社会关系网,他们也从中获得重的社会支持;[2]电子mg , 而新生代则缺少了这样的网络,加之许多企业如富士康有意地限制其原有社会关系带入,造成这一代青年工人更为原子化的状态,孤独、冷漠、脆弱、沉默,互不相识,很少交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更加无依无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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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罢工方式表达诉求的除佛山南海本田工人外,还有:

  

  社会性弱化、正常的社会生活缺失,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又一困境。人是社会动物,人的存在是社会性存在。人一旦缺少必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就变成原子化的个体,举目无亲,孤独脆弱。与此同时,工会角色缺失也是工人社会性弱化的表现。在号称工会覆盖率在100%的富士康深圳厂区,在1736位问卷调查受访者中,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工人参与率低,工会成为资方管理的附庸,工会未能尽职尽责为工人服务,成为富士康工人普遍感到无助和绝望的原因之一。工人的声音得不到倾听,诉求得不到满足,最终只能被迫沉默。要改变这种状况,工会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作为工厂附庸的角色,回归以工人为本、切实为工人谋福利的角色!如若政府在保护劳工权益方面不去做或者做不到,那么至少应该向社会开放合法性空间:让劳工自己的组织去帮助工人,发挥作用;同时让有关社会组织乃至全社会来关注和帮助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

  如果说,处于“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孕育的强烈不满情绪,必定促使他们采取较之父辈更多的抗争行动,那么,他们的抗争行动为什么会采取如此不同的方式:在“南海本田”,是集体主义的行动方式——集体罢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2010年5月5日南京新苏热电公司罢工;

  2010年5月14日河南平顶山棉纺厂罢工;

  2010年5月28日上海夏普公司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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